樊錦詩，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。1963年，她從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考古專業(yè)畢業(yè)來到敦煌，一待就是59載春秋。堅守大漠的半個多世紀里，樊錦詩獲得過很多榮譽。2019年，她被授予“文物保護杰出貢獻者”國家榮譽稱號，在28名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中，她是唯一入選的文物行業(yè)代表。《面對面》特別推出《共和國功勛人物》在敦煌專訪了樊錦詩。

　　編撰一百卷敦煌石窟考古報告

　　七年前，也就是2015年，樊錦詩卸任敦煌研究院院長職務，但她退而不休，幾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敦煌石窟考古報告的編撰上。她主持編撰的一百卷敦煌石窟考古報告，如今第二卷正在編寫中。編制敦煌石窟考古報告，這是樊錦詩從北大畢業(yè)前，老師給她布置的任務。然而，要給敦煌數(shù)百個洞窟做全集記錄性考古報告，無疑是一項艱巨浩繁的系統(tǒng)工程。

　　留存至今的洞窟，遠則1600多年，近則800年，相互之間既有關聯(lián)又各呈特色，多卷本《敦煌石窟全集》考古報告涉及莫高窟492個洞窟，如果編排不當，會造成整個考古報告的混亂和重復。這項浩瀚的世紀工程在很長一段時間里，只有樊錦詩一個人在做。

　　樊錦詩：按時代，先有曾祖父、祖父、父親、兒子，所以我就按這個，最早開的洞最早做，我就按時代來。四百多個洞總不能出四百多卷，所以我們幾個洞合成一卷。最后編編，九十九還有總卷，正好是一百卷。

　　科技的發(fā)展促進了考古測繪方法的創(chuàng)新，借助三維激光掃描測繪技術，考古人員得以獲取更為準確的測繪數(shù)據(jù)。2011年，多卷本《敦煌石窟全集》第一卷《莫高窟第266-275窟考古報告》正式出版，這是國內(nèi)第一本具有科學性和學術性的石窟考古報告，報告綜合考古、美術、宗教、測繪、計算機、攝影、化學等人文和自然學科領域的研究成果和技術編纂而成，為國內(nèi)首次。

　　百卷《敦煌石窟全集》考古報告是樊錦詩在敦煌最初也是最后的使命。目前，歷時10余年編寫、30多萬字的《敦煌石窟全集》第二卷《莫高窟第256—259窟考古報告》正在進行出版前最后的修改。

　　記者：一百卷這要寫到什么時候是個頭，您覺得能寫到多長時間能寫完，大膽地想？

　　樊錦詩：得花個幾十年，一百年不會，花個幾十年。

　　記者：您能開個頭，但是可能您看不到結束了？

　　樊錦詩：那我肯定看不到了，我要看結束干什么，我把頭開了就行，我不可能活到那個時候，就把頭開了就行，我一定相信一代勝過一代。

　　讓莫高窟“青春永駐”

　　在來到敦煌最初的那段日子里，樊錦詩就遇到一件棘手的事情。隨著經(jīng)濟和旅游的快速發(fā)展，游客量逐年攀升，社會對莫高窟提出了各種想法和要求，企圖在保護范圍內(nèi)搞開發(fā)建設，給保護管理帶來了很大的挑戰(zhàn)和壓力。為了保護莫高窟，樊錦詩把《文物保護法》和《旅游法》全部研究了一遍。

　　1977年，樊錦詩擔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長，她首先為南區(qū)492個洞窟編制了492本科學記錄檔案，每本檔案里至少有6張記錄照片。正是在編制這份檔案的10年里，樊錦詩目睹了敦煌石窟文物在衰變、退化。千年風沙侵蝕，年年病害損毀，莫高窟這個世界級文化遺產(chǎn)能保存多久？它怎樣才能經(jīng)得住時光的雕琢？面對這一切，樊錦詩憂心忡忡。

　　樊錦詩：我要想辦法不讓它退化，它的信息我保存下來，信息保存下來我想用照片。照相的人跟我說，膠卷會變質(zhì)的，照片會變色的，那怎么辦？我一看電視臺不是在錄像，我拿錄像，錄人家說會消磁的，我說那就沒招了，眼看它就壞下去嗎？所以就急，做夢有時候也在想。

　　樊錦詩繼續(xù)探索讓莫高窟“永葆青春”的方法。隨著時代的發(fā)展，數(shù)字技術的出現(xiàn)讓她敏銳地意識到機會來了。樊錦詩的想法得到了甘肅省科委的支持，省科委專門為敦煌研究院立項撥款30萬元，用于敦煌石窟數(shù)字化檔案建設試驗。

　　1998年，敦煌研究院與美國芝加哥的西北大學合作，引進了利用軌道、平行移動相機機位、散點透視的覆蓋式壁畫圖像采集和圖像拼接相結合的壁畫數(shù)字化方法。

　　2006年，敦煌研究院組建了自己的專業(yè)工作團隊，成立了數(shù)字中心，與國內(nèi)外科研機構合作攻克一個又一個技術難題。針對敦煌石窟的特點，技術團隊做了改進，一方面，放棄了膠片相機，改用剛剛誕生的數(shù)碼相機；另一方面，根據(jù)洞窟大小不一、形制多樣，設計定制了四種規(guī)格尺寸的軌道和配套附件，可靈活組裝拆卸，滿足不同空間內(nèi)的工作需求。

　　在樊錦詩的主導下，莫高窟迎來了一個全新的時代，洞窟里的佛像、壁畫通過數(shù)字化手段搬到了室外，實現(xiàn)了永久保存。莫高窟數(shù)字展示中心建成，通過“總量控制、網(wǎng)上預約、數(shù)字展示、實地看窟”的旅游開放新模式，實現(xiàn)了文物保護和旅游開放的雙贏。

　　考古伉儷共守敦煌

　　成就樊錦詩的，除了她自己半個多世紀的堅守和付出，還有她的先生彭金章。樊錦詩和彭金章是大學同班同學，大學時，彭金章是班里的生活委員，辦事有責心任，又熱心誠懇，同學們都親切地管他叫“大臣”，而樊錦詩卻調(diào)皮地管這位像兄長一樣的同學叫“老彭”。

　　畢業(yè)分配時，樊錦詩到了敦煌，彭金章則去了武漢。對于莫高窟和武漢大學而言，樊錦詩和彭金章是兩個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兩地都不愿放人。雙方展開拉鋸戰(zhàn)，都希望對方做出讓步。

　　最終，彭金章放棄了在武漢大學的商周考古教研事業(yè)，在年近半百之時，從零開始，陪妻子扎根大漠。丈夫的到來，不僅安定了樊錦詩的心，更為她在敦煌的事業(yè)提供了不少幫助。

　　那時候，敦煌文物研究所已經(jīng)擴建為敦煌研究院，樊錦詩任副院長，繼續(xù)從事文物保護工作，彭金章則改行佛教考古，開始主持莫高窟北區(qū)石窟兩百多個洞窟的清理發(fā)掘工作。經(jīng)過16年的發(fā)掘、研究和編撰，他撰寫的100余萬字考古報告《敦煌莫高窟北區(qū)石窟》正式出版。

　　然而，先離敦煌而去的，是丈夫彭金章。2008年，彭金章被確診為直腸癌，經(jīng)過手術和治療，基本恢復了健康。但命運并沒有給他太多輕松的時光，2017年，他又被確診為胰腺癌。

　　6個月的治療過程，樊錦詩幾乎每天來往于旅館和彭金章的病房，但終究無力回天，2017年7月29日，彭金章離開了人世。他扎根大漠31年，為中國留住了1600余年文化遺產(chǎn)的珍貴檔案。他和樊錦詩“相識未名湖，相愛珞珈山，相守莫高窟”，用余生成全了自己的事業(yè)和愛人。

　　樊錦詩：我跟兩個兒子說，你媽真的非常對不起你爸，沒想到他82歲就走了，你們兩個你媽也是沒管，他們兩人不讓我說，媽，你別說這話，我們沒覺得你對不起我們。

　　記者：自己愛的人遠去了，您會覺得孤單嗎？

　　樊錦詩：老彭一走，我覺得空蕩蕩的，有時候忘了晚上關門，我說糟糕了，老彭在睡覺，怎么這么響？再一想不對，老彭不在了，經(jīng)常會這樣想。2018年春晚，我說老彭咱們要過春節(jié)了，嘴巴這么說，一想，不對，老彭走了，我說那我也要跟他過，我說咱們倆一起看春晚，我抱著照片，覺得他在，他始終在我旁邊。這個地方很安靜，我到這個地方，安下心來，好像這是我的家，再加上老彭也是在這，所以我始終覺得這是我的家。